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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讲坛纪要·第二季第五讲 || 徐鹏:芬兰民俗学史的回顾与展望

网络讲坛纪要·第二季第五讲 || 徐鹏:芬兰民俗学史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刘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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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5日晚1900,由重庆工商大学亦博网站主办,亦博网站社会学系承办的“重庆工商大学青年民俗学者网络讲坛(第二季)”第五讲——“芬兰民俗学的回顾与展望”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此次讲坛有幸邀请到浙江省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遗产处处长徐鹏博士主讲,我校亦博网站社会学系主任罗兆均副教授与谈、孟令法博士主持,校内外12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

 芬兰是世界民俗学的大本营,其学术理论、学科建设、组织建构等方面对我国民俗学发展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本次讲座,徐鹏博士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芬兰民俗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一、芬兰民俗学史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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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博士首先根据时间先后,介绍了国内涉及芬兰民俗学史的相关著作,而最早的则是由钟敬文先生主编并于1998年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此后则有孟慧英编写的《西方民俗学史》(2006年),而王杰文《北欧民间文化研究》也对芬兰民俗学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绍。国外相关著作主要有吉赛普·科奇拉的《欧洲民俗学史》和因格·波柏格的《民俗研究的历史》等。

 除相关著作外,徐鹏博士还简要介绍了芬兰民俗学史的相关论文。较早的则为1986中芬研讨会和田野考察后,由刘锡诚、金辉所撰写的两篇论文;90年代后,学者们多对国外芬兰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译介,如朝戈金译《神话界定问题》、李杨译《中央和地方的档案系统》等;进入21世纪后,也有少量研究芬兰民俗学的论文,如巴莫曲布嫫《劳里·航柯》和徐鹏《艺术之长、人生之短》等。

二、芬兰民俗学研究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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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博士首先讲述了自己与芬兰民俗学的“结缘”过程——他先是于0607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做民俗学访问学生,进而在此跟随导师Pertti Anttonen教授进行民俗学博士阶段的学习。由于想从民族主义视角研究史诗“江格尔”,所以导师建议他最好回国进行实地研究。故其听从建议回国,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但由于国情不同,在国内从民族主义视角研究“江格尔”十分困难,故其在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后(导师为朝戈金研究员),又转向芬兰著名民俗学家劳里·航柯的学术思想研究。在这段个人经历中,徐鹏博士体会到中芬民俗学界在学术体系、学术概念上的众多差异。而就芬兰民俗学的历史贡献,他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说明:

 (一)芬兰民俗学派

 芬兰民俗学派亦称“历史地理学派”,是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芬兰。创立者是语文学家兼民俗学家的科隆父子,而民间文艺学家阿尔尼、安德松等也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这一学派主张民俗是由一个中心点向外传播的。该学派最著名的学术贡献便是“AT分类法”,而其至今都是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依托。以科隆父子为代表的芬兰民俗学家创造了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使芬兰成为当时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心。1888年,赫尔辛基大学正式认定民俗学为学术性学科,卡尔·科隆于次年成为芬兰民俗学史上第一位民俗学教授。

 (二)芬兰国学与芬兰民俗档案馆

 民俗学是芬兰的国学,赫尔辛基大学、图尔库大学设有民俗学博士点,埃博学术大学、约恩苏大学、瓦萨大学、坦佩雷大学等则有民俗学硕士点,至于本科、专科学校中,民俗学专业点更是多得难以估量。不仅是民俗学专业点多,民俗学领域的学术教授则占芬兰学术教授总数的1/4。芬兰民俗学的地位可见一斑。

 徐鹏博士简要介绍了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民俗学的基本情况。在对比中芬民俗学专业点建设的差异后,他把这些差异归因于芬兰的历史、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12世纪至20世纪中期,芬兰一直处于瑞典和俄罗斯的间歇性战争中,直至前苏联解体,芬兰才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权的存在需要合法性依托,所以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芬兰的根源,民族主义运动随之兴起。此时民歌、童话等口头传统的收集整理受到芬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并成为芬兰人民族认同的重要思想源泉,而这些已经被文本化、图像化及影音化的口传文学资料现均被保存在芬兰文学学会档案馆中。因此,民俗学成了芬兰国学,并逐渐构筑起完整的学术体系。徐鹏博士提到,芬兰有两个典型的民间文学档案馆,即芬兰文学学会口传文学资料库和图尔库大学口传文学档案馆,这两个档案馆为芬兰成为世界口传文学研究的重镇做出巨大贡献。

(三)北欧民俗学会与国际民俗学者组织

 北欧民俗学会成立于1959年,最初是由丹麦、挪威、瑞典与芬兰四国的民俗学家创立,旨在推动上述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并由此向国外同仁与研究机构宣传北欧民俗学研究成果。其主要工作有组织发起北欧之间的联合调查项目;规划北欧民俗学在教育、研究、出版以及研讨等方面的活动计划等。该学会的成果主要有关于“儿童游戏”“民谣”“民俗传统的数字化”以及“民俗学史”的研究等。由于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原本受欧盟资助的北欧民俗学会于1997年正式宣布解体。

 解体后,芬兰民俗学者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民俗学者组织的建设上,这是一个致力于在世界各国民俗学者中开展合作和交流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国际民俗学者组织主要致力于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即通过《民俗学者网络》(FFN)这一通讯工作平台,加强世界民俗研究者的学术联系;继续出版“民俗学者交流”书系(FFC),以推进研究著述的发表与学术成果的传播;及办好“民俗学者暑期学校”(FFSS),开展跨地区、跨机构的民俗学专业培训。这些工作都体现了高度专业化的民俗学精神,使之成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组织甚为严密的国际性民俗学专业团体,并由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除上述刊物外,芬兰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学术刊物,如Studia Fennica Folkloristica the RMN News letterFabulaARV(北欧民俗学年鉴)以及Termenos(比较宗教研究)等。

 徐鹏博士强调,从上述芬兰民俗学研究的历史贡献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在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还是在学术组织构建和学术出版物等领域,芬兰都有一套十分严谨的学术传统,因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三、芬兰民俗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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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博士在讲座中列出了芬兰民俗学发展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八大人物”,即艾里阿斯·隆洛特、卡尔·科隆、马尔蒂·哈维奥、劳里·航柯、安娜-丽娜·西卡拉、佩卡·哈卡米亚斯、乐天·塔尔卡以及爱突尼密顿·弗洛格。

 于此,徐鹏博士重点介绍了劳里·航柯。简言之,劳里·航柯是享誉世界的芬兰民俗学家,他被公认为继芬兰民俗学之父隆诺特之后最伟大的芬兰民俗学者。他的学术研究范围甚广,一生所著(编)多达300余种,在国际民俗学界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劳里·航柯是芬兰比较宗教学的开创者,他不仅为规范学科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教材和参考书,也树立了可供学者遵循的宗教研究范式。劳里·航柯是不断进取的理论家,一直以其理论创建而出名。劳里·航柯也是一位执着的田野工作者,热衷于亲身参与田野调查,并乐于和国际同行分享。劳里·航柯还是优秀的民俗学领导者,他使北欧民俗学会、芬兰文学学会等国际或国内组织得到空前发展。最后,劳里·航柯还是一名诲人不倦的教师,他的大部分学生都已成为芬兰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的中坚力量。

四、中芬民俗学界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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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开启中芬民俗学者交流的是刘魁立先生。1983年,在他陪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三人代表团访问图尔库大学和北欧民俗学会时,与劳里·航柯为代表的芬兰民俗学者的相谈甚欢。次年,劳里·航柯、乌尔波·文托等人来华访问。1985年,中芬两国顺利通过《1986年中芬学者联合进行民间文学考察及学术交流计划》;19864月,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于广西南宁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顺利展开。此次考察,从宣传效果上看,吸引了国内外民俗学界的普遍关注,获得了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瞩目;从研究成果上看,中方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录制了大量影音资料,这些都作为侗族文化和我国民间文艺学史料被保存利用;从活动目的上看,两国学者交流了民间文学搜集保管方面的经验,并通过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培养了青年学者。虽然此次活动存在许多不足,但整体上看,它确实为中芬民俗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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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最后,徐鹏博士对中芬民俗学交流合作提出了以下几点期望:

第一,充分借鉴我国口头史诗领域的中外合作与交流的成功经验,并积极拓展到民俗学其它相关领域,从而创造一条中外民俗学者在资源共享、学术研讨、人才培养、定期往来、合作研究等方面长期有效的交流机制;

第二,重视民俗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力争在民俗学不同学术领域和国际同行所持有的基本概念、关键词和相关术语等保持相对的一致性;

第三,以我为主,在把握共同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索适宜的研究方法,并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第四,尊重学术多样性原则,充分吸收和利用不同国家的先进民俗学理论成果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民俗学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服务;

第五,重视中外民俗学交流活动本身的制度建设、人事选拔、资料建档和管理、资源共享和研究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提高我国民俗对外合作交流的水平和质量。

六、总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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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交流环节,孟令法博士首先对徐鹏博士的详细讲解表达了衷心感谢,然后表示,在中芬国情的差异之下,如何实现学术话语体系的共通共享,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与谈人罗兆均副教授对徐鹏博士的求学经历和学术追求表示赞赏,号召大家在学习徐鹏博士学术精神的同时,也期待中国民俗学界出现更多敢想敢做的青年学者,以将本国民俗学推到如芬兰国学般重要的位置。罗兆均副教授还指出,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其实并未完全相互隔离,当各学科成为共同体后,自然能取得更好的成就。

有听众向徐鹏博士咨询其本人对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看法。徐鹏博士回应到,他初次阅读《卡勒瓦拉》也是备受震撼,因为该史诗与欧洲其他史诗相比,情节更为跌宕起伏,内容也比较完整,这虽是一个优势,但也是一个劣势,因为许多学者据此质疑《卡勒瓦拉》的原生性。该听众追问到,《卡勒瓦拉》在语言艺术上的原生性占比能达到50%吗?徐鹏博士答到,《卡勒瓦拉》中的原生性表达和后期的人为编造应该是五五开的,原生性应该能达到50%左右。又有听众疑惑,为何徐鹏博士不走学术道路,要从政。徐鹏博士耐心地回复到,他原为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台州市文旅局从事非遗管理工作,而他之所以接受这一挂职锻炼机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工作可以获取许多在学校无法得到的内部经验,比如能从文化管理者的层面理解当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状态,也能从中得知地方文化是如何在当地发展的,文化政策是如何层层贯彻实施的,而历经这次挂职锻炼后,他认为要对这些经验进行理性分析,仍需回到学术领域加以思考,而这也是他近期为之努力的重点。还有听众问道,是否可以介绍一下芬兰的民间文学类型及其与国内的区别。徐鹏博士表示,这种区别说来话长,包括中芬对民间文学类型的界定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要实现有效的国际学术交流,依然要探索一条为彼此都能接受的理论话语体系。

通过这次讲座,徐鹏博士为我们介绍了芬兰民俗学的相关文献、关键人物和历史贡献,启迪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外学术交流,以为我国民俗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于此,再次感谢徐鹏博士的精彩讲述,感谢参与本次讲座的校内外老师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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